对热心的献血者来说，一本红皮烫金印字的《无偿献血证》就能满足对他们的褒奖——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健康的储蓄。献血者及其父母、配偶、子女不但可以在用血紧张时优先用血，更能够轻松的享受用血报销的待遇。

  据媒体报道，广州的谢女士与丈夫已无偿献血1800毫升，并取得了《无偿献血证》。然而，在丈夫急救需要输血的时候，她却被告知，目前医院缺血，有献血证也没用，她必须互助献血，“先献血再用血”。

  无奈之下，谢女士和亲友急忙赶到献血点，3人共互助献血800毫升，换来了等量的血液，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可能这仅仅发生在医院缺血的情况下，但无疑让献血者凉了心。更让人心寒的是，有人不献血却弄到了《无偿献血证》，享受着优先、报销的待遇。

  同样在广州，丽芳的儿子因病一定要进行每20天一次规范输血。为了省输血费，丽芳和丈夫在献血车前挽起了袖子。毕竟，只要献够600毫升，孩子就可以不要钱用血。

  “搞一张献血证”，身边有人指点迷津。“货真价实”从“货真”意义上讲，这张证确实出自广州血液中心，上面署有你的名字，印章齐全；而“价实”则在于，你根本就没有去献血，只是提供了3000元的费。不仅能用血报销。当外地户口入户广州时，这张献血证能帮其获得宝贵的加分。

  卫生部统计显示，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国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已从1998年的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9%。2011年，无偿献血者人数已达1232万。

  然而，无偿献血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医疗服务量的增长水平。尤其是近几年，我国临床用血需求量正在以10%至15%的速度迅速增加，临床血液需求的迅速增加是血液供应紧张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献血率仅为0.9%，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

  2010年10月，血荒席卷全国。全国大面积凸显的用血告急，再次引发公众关注。

  在云南省昆明市，被认为达到了10年来最严重的程度——90%以上的输血手术被迫停止，有的医院储血量甚至不够一次手术使用。不少医院接到了限血令“省着点用”， 患者“互助献血，自谋生路”。

  2012年，34岁的陈志云在北京遭遇交通事故，5个小时的开颅手术，一半时间竟在“等血”。4000毫升的急救用血，前后分两次才从北京市血液中心调齐。

  2012年6月7日，沈阳市盛京医院医生戴朝六无奈地宣布“今日血荒，本科室大手术全停”。这是他从医20余年来第一次碰到手术被迫终止的情况。

  每年夏冬两季，随着学生放假和农民工大量返乡，献血者减少引发献血淡季。“季节性血荒”已成常态。

  自1月份以来，云南省玉溪市遭遇10年来最严重的血荒；吉林省长春市血液库存持续紧缺；广西自治区来宾市血站的各种血型库存量都已迫近警戒线……

  卫生部称：“过去说供血紧张是指某一血型紧缺或者季节性供血紧张，现在这一缺口有扩大的趋势。”

  这“一包奶”，指的是一包伊利优酸乳。除了献血证，这是当时对献血者唯一的补贴。

  一位来自天津市的高校学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为了照顾班里同学的情绪，作为班长的他只能高风亮节，放弃献血。因为200毫升的健康血液不仅能换来一箱纯牛奶，还能为他们在评优的资格上增添砝码。

  而王志则透露说，曾替上海某街道员工献血的他，最后拿到了800元现金的“营养费”。

  一位网友称，自己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献过一次血，拿到了两张饭票和200元钱。

  相同意义的健康血液却因补贴不同，而被贴上了不同的价格标签。这对于普通人而言，确实很难释怀。

  1978年前，我们国家医疗临床用血主要通过个供血支撑，因此，“卖血”成为不少穷苦家庭谋生的主要途径之一。供血人员大量频繁抽血，血液质量不断下降，不法分子趁机组织卖血队伍，血液疾病传播肆虐。

  之后，各地相继开展义务献血活动。为完成献血指标，有的单位以高额补贴或长休假等形式予以刺激；完不成献血指标的单位，就出钱雇人临时冒名顶替，形成变相卖血。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血液质量，1998年，献血法首次将“无偿献血制度”写入法律，这也成为了我国献血的基本制度。献血法第六条规定，对献血者，除发给无偿献血证书，相关的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适当补贴’原则上界定为少量、必要的误餐、交通费等费用，不是必须补贴”。然而，“可以”和“适当”中所包含的弹性，难免会挫伤不少献血者的积极性。

  “对于献血者应该给予适当的资金补贴。这种补助应该是象征性的鼓励，应该与非义务献血区别开来，并要建立运行机制来保障和维护献血者的利益。”

  补贴不均——这一最切身的利益，诱发了不少献血者对“无偿献血、有偿用血”的信任危机。

  在“今天你献血了吗”的民意调查中，近半数受访者未献过血，他们的最大顾虑是“献血到用血的过程不透明，担心有人从中牟利”，而献血者的主要动机是“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且能帮助别人，自己可能从中受惠”。

  深圳市的刘原曾参加过无偿献血，但其在湖南省长沙市的母亲动手术需用血时，刘原却被答复在外地献血不能在本地使用，必须互助献血后才能用血。“这里面藏着一个荒诞的逻辑，一旦血荒，还是要献血，即便过去献过1万毫升都没用。”刘原说。

  北京市的奖励政策是这样的，“无偿献血本人十年内用血五倍报销，十年后终身用血两倍报销。父母、配偶、子女十年内用血等量报销”。

  但宣武医院一主任医师表示，这两年“缺血”情况一直存在，用血量较大的手术大多依靠患者家属“互助献血”。

  不少人都记得在2009年年底被纷纷转载的照片，一位网友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他用人血浇灌兰花的过程。

  这袋来自成都市血液中心的血浆引发了网友们的愤怒：“我献的血被用到哪儿了？”

  在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何兵看来，由于信息不公开而导致的信任危机，才是血荒最重要的原因。

  “献血机制不透明，公众不清楚自己献的血最终到了哪里，从而对这种机制信心不足。大家会担心自己的血被高价卖掉甚至被倒掉。”

  目前来看，“无偿献血、高价用血”机制已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类似“血库”等公共服务领域，不可再依赖善心与善举来支撑，政府须举建血库新体系。

  正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余成普分析，就普通群众而言，一味地强调“奉献精神”，将献血人群单一的原因归咎于缺乏“道义”，显然不对。

  统计显示，在无偿献血的人群中，大学生、农民工无偿献血的比例超过了90%，而在血荒严重的昆明市，公务员参与无偿献血的比率仅占全年无偿献血人数的0.92%，医务人员的比率则仅仅1.2%。

  “政府和医疗机构总是宣传献血无害，可医务人员、公务员都不带头献血，‘献血无害论’又怎么能说服人？”

  余成普说，发动公务员、医务人员献血，政府其实是有许多办法可想的，“比如，是否能通过考核手段给予态度积极的单位一些鼓励？”此外，政府应当加大对血液中心的硬件投入力度，比如多购买一些采血车，扩大采血范围。

  我国血液实施的是属地管理制度，部分大城市用血多、采血少出现“血荒”，而一些中小城市采血多、用血少，地区用血不平衡的情况凸显。

  因此，不少专家呼吁成立血液储备、调剂机构，以便在重大灾难来袭以及地区性缺血时能应对紧张局面，这是破除血荒的急招。

  一些地区已经提前行动。2012年初，海南省修订了《海南省公民无偿献血条例》，规定公民无偿献血后，可以享公休假两日。

  在美国，献血者中95%以上为成分献血。成分献血只需贡献血液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成分，献血者恢复快，也便于血站的储存和医院的使用。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献血制度的日本，已把献血工作纳入了政府工作规划，制定了许多有意义的政策。比如，妻子生孩子，丈夫必须献血一次。

  日本问题研究学者说：“在日本没有物质刺激，但有良好的献血服务。日本红十字会在各地的献血室提供看手相、美甲、按摩等各式服务，来刺激年轻人献血。而且，患者用血，没有中国那样价格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