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护小孩的眼睛”，看来还需要更加多大人的重视才行——如果不翻开孩子们平时看的这些“小人书”，或许一个个“定时炸弹”就这样埋在了孩子心里，随时引爆，而做家长的我们却还蒙在鼓里。当前的童书市场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其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今天让我们跟随本报昨日“家长撕书”报道的后续，展开进一步的追根溯源和对所暴露出现象及问题的追问。

  本报讯昨日本报刊登了《儿童不宜家长怒撕“儿童小说”》的报道，一本名为《火牛》的儿童小说中所涉及的母牛与火牛缠绵的具体情节，以及对火牛用刑的细节描写，对儿童阅读来说实在不太适合，这让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大叹“儿童小说却儿童不宜”，一气之下将书撕得书页尽散。

  昨日，青年报记者辗转联系上这本书的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该社一位工作人员经过确认后和记者说，当年确有这么一本书出版，而且记得曾发现过问题，但因为是3年前出版的读物，手头并无该书，对书中涉及“儿童不宜”的内容不方便做回应。

  据这位工作人员所言，当时该书作者杨老黑是出版社的签约作家，《火牛》一书出版量应该在1000-2000册，当时作者以电子版形式将小说传给负责该书的责编，责编在看稿时曾发现一些情节描写有不适合儿童阅读之嫌，要求作者修改，“但对方可能钻了环节漏洞，在把样稿发送给责编的同时，另一边已开始私下印刷，这就造成这部分私下印的成书中，小说内容最后并没按照出版社编辑的要求修改，就这么流出去。”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书籍出版后基本被作家本人和合作经销商以3-5折价格自行买走，后期也多是作家本人销售。“出版社在察觉缺陷后就将该书从发行单上删除了，列为‘不允许发出的书’，不会在正规书店中销售。同时出版社也没有与这位作家续约，他已经不在出版社签约作家的队伍中。”

  《火牛》一书的封面上写着“杨老黑著”，为了联系作者，青年报记者在新浪微博上搜到了其认证过、名为“作家杨老黑”的微博，私信后没有正真获得回复，最新一条微博显示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9日”。青年报记者尝试了多种方式，经过努力最终通过微信联系上了“杨老黑”，对方了解完情况后，只回应了一句话：“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我已记不清了！”随后，当青年报记者试图通过微信继续追问对方具体细节时，发现对方已经将记者拉黑。

  根据从网上查找到为数不多的资料显示，早在1992年，杨老黑就写完中篇小说《火牛》，并发表在《大时代文学》。

  本报讯仿佛一夜之间，在坛耕耘多年的名家们都忙起了“儿童事业”。他们争相用自己那支写的笔写起了童书。在名家们“为孩子书写”的响亮口号背后，有一个事实是确切的：童书卖得比要好。然而，也有人开始担忧，名家为成人写了几十年的文学，他们“扮嫩”的文字，孩子们要看吗？

  谁也不会想到写过《受活》、《丁庄梦》这样沉重文字的著名作家阎连科，竟也写起了童书。童书的名字很清新，叫《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此书上月甫一亮相就引起广泛关注。人们都想看看一向深沉的阎连科如何童心焕发。童心焕发的还有周国平。这位具有哲学家气质的作家经常自称“和尼采一样悲观”，但如今也写了一部童书叫《侯家路》。侯家路是上海的一条小马路。

  来不及新写童书的名家也不甘落伍。很多年前一部《狼图腾》让姜戎一夜成名，最近他已将这部典型的改编成了儿童文学，书名也变成了颇有童趣的《小狼小狼》。《藏獒》作者杨志军也在做同样的事，《最后的獒王》是《藏獒》的“少儿版”。如果再向前看，苏童的《自行车之歌》、迟子建的《会唱歌的火炉》、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都属于“名家写童书”之列。

  名家纷纷“杀”入童书界已成为今年稍显暗淡的文学界为数不多的热点。有一位去参加了的名家说，他之所以要入此行，主要是对整个儿童文学状况不满。还有的人说，这么做主要是想表达对于孩子的爱。但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每年出版的童书品种有3.24万种，每年发行儿童图书达4.6亿册，总定价86.7亿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市场，也代表着写童书比写好赚钱。

  “杀”入童书界的名家们当然也明白要合孩子口味的道理，所以他们尽量尝试着使用孩子的语言，改编者则尽量突出原作中适合孩子看的核心内容。不过写了几十年的，笔头早已养成了习惯，一朝改写童书，谈何容易。记者就曾见一名家写的童书，文笔依旧老辣，就像一个爷爷给孙辈告诫他们必知道的事情。这种书估计很难获得小孩的青睐。

  还有的名家，平时写起小说来洋洋洒洒，对于一些成人趣味，尤其是情欲描写，尺度也比较放开，于是也有家长担心，一旦写起童书，也将这成人趣味和思维带了进去，那对孩子恐怕不利。比如有的家长直言，《狼图腾》曾被解读为人也应该有点“狼性”，但对孩子说“狼性”却有点不合时宜，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把“老狼”变成《小狼小狼》就能化解得了的。

  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上师大教授梅子涵说得很尖锐：“不是说他们（转型的名家）一转身就能写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不是儿童文学的救星，所以出版界不必锣鼓喧天，也不必夸大其词。”而资深出版人章秦川表示，如果名家们想换换口味，写写童书也能的，但是如果有一点投机的意味，明明是“抢市场”，还表现出拯救儿童文学的架势，并以此为宣传噱头，那就有失妥当。

  资深出版人、童书研究专家邹华经常听到家长的抱怨，说某童书的某些段落字词“”。邹华昨天对青年报记者说，他很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不过这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因为按照现行法律，中国尚没有一个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图书分级制度”。从理论上说，大人看的书孩子一样能看。“我看了一些家长所提到的‘’的童书段落，如果从的眼光来看，这根本不算得上什么。连贾平凹被禁了很多年的《废都》都解禁出版了，图书审查对于这方面描写的尺度把握就更松了。”

  所以，被反映“”的那些童书依然能够顺利出版，不会受到处罚。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适合成年人看的描写，确实不适合孩子看。邹华说，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只能靠“图书分级”。很多国家也实行了这个制度。比如美国在2007年实行了“童书分级制”，在童书上表明初级阶段（5－7岁）、发展阶段（7－9岁）和成熟阶段（9岁以上）。英国在2008年实行了这一制度，将童书分为EARLY（5岁以上）、DEVELOPING（7岁以上）、CONFIDENT（9岁以上）等。

  在长期呼吁之下，一些图书出版研究机构也推出过各自的童书分级标准。比如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推出了一个“儿童青少年图书分级研发标准”。还有一些童书的出版机构联合体，也推出了自己的标准。现在中国并不是没有童书分级制度，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官方的统一分级标准。现在各种标准泛滥，标准之间也各不相同，没有一点权威性和法律约束力。

  而且如青年报2014年5月15日的报道《童书“分级”，意在谋利？》所说，分级阅读在中国有成为商业噱头的趋势。有的出版社会刻意在自己的童书封面上标注如“适合5到7岁儿童阅读”等字样，迎合家长期盼“童书分级”的意愿，但问题是，打上这些标签的童书就真的保证内容适合孩子阅读吗？青年报记者郦亮

  出版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六条: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