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之间有了事情，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公了，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私了。不过，鉴于公了的成本比较大，还是选私了的事情比较多。

  古代两家人因为盖房子，产生了宅基地纠纷。两家人相持不下，会让族长来协调。要是族长能够协调，就算是没事了。要是族长协调不了，两家人就要选择报官。要是有处理问题经验的人，正常的情况下不会选择报官，而是选择私了。能够出钱买一部分宅基地，或者协商之后，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因为报官成本比较大，尤其是打官司的时候，两家人要找人写状纸，还要请人打官司，给官府送一些银子，一来二去，花去的银子就购买一块宅基地了，何必为了一尺半寸的宅基地费那个周折呢？要是私了，谁都退一步，不就解决了吗？“六尺巷”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两家各退出三尺，留成一条巷子，象征了民间私了的解决实际问题方法。

  为什么官府不降低人们打官司的成本呢？因为官府有自己的规矩，也有一定的惯例。书生考中之后，可以做官。他们要想在官场站稳脚跟，就要先学会站队，站在官场势力最强的一方，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要想维持官场的关系，他们要私自加税，拼命搜刮，要给上级行贿，还要卖官鬻爵，吃了原告吃被告。只要是搞权力寻租带来的收入他们都会纳入囊中，毫不客气，也不会公开。于是，官场就有了潜规则。而显规则谁都懂，都是摆在明面上的，让人们看到的。潜规则就不那么回事了，只是一种做官的惯例，要官员遵守，不然就会因没有银子作为铺路的东西，而被罢免。

  虽然衙门是人们告状的地方，但衙门也有自己的运行成本。官员本身就少，需要管理税务、司法、公安、水利、畜牧、兵役、徭役等事务，几个吃皇粮的官员根本管不过来，就要招收一批和官员有关系的临时工，让他们去负责具体事务。而临时工的工资并不是朝廷发放，而是他们自收自支。于是，他们要在收税、缉捕盗贼、帮人打官司等事务中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以此算作自己的工资。可是，这种收入向来就是灰色收入，很容易收得很多，却不受监管。除了弄一部分收入交给官府的官员，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于是，临时工拼命搜刮，官府的官员也拼命搜刮，弄得老百姓生活成本和打官司成本居高不下。一般来说，只要是没出人命，打官司都不会那么容易有结果。而出了人命，也不一定很快出结果，甚至有官员被限期破案，到了期限，只能从死囚牢里提出犯人，当众斩首，算是惩办恶人，其实仅仅是找了替罪羊。还有的借缉捕盗贼的机会大肆搜刮，杀良冒功，无异于土匪盗贼。官成了匪，勾结，也就让人们没处倾诉了。

  打官司成本居高不下，人们不敢轻易去打官司。有事最好私了，要是真的出了人命，属于误伤，也就赔钱了事，不会报官。只有伤人者不赔钱，才会引发官司。说白了，还是经济原因引发的官司。要是像现在有保险理赔制度就好了，或者有根据保险理赔原则核算人命价格，做出赔偿也就好多了。但古代社会没有完善的保险制度，只会根据劳动力成本来做出赔偿，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要是伤人者出的赔偿金额不多，就会引发不满，进而吃官司。

  可以说，衙门提高打官司成本并非只是贪腐原因，还有一些价格限制因素。是通过提高打官司成本，阻止一些投机者。要是打官司没有成本，那么有人家丢了一只鸡，丢了一只鞋，也会打关系，让官员给破案。如此一来，官员就会忙得焦头烂额，其他的税收、兵役、徭役等大事就顾不过来了。于是，官员只能“抓大放小”，抓要紧的大事来办，而不能任由人们打官司告状。提高打官司成本，人们就不会弄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告状了。也就是说，官员只会集中精力办大事，断大案子，同时也会收一定的办案费用，渐渐地就会养成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习惯。

  人们遇到一些事情，会尽可能地选择私了，而不是公了。即便有些人气愤不过，要公了。花了钱，请人写了状纸，递交上去，却最终会被搁置。毕竟，官员要先办紧要的事，先断大案要案，其次才会办一些不涉及人命的官司。时间拖长了，选择公了的人心里就犯嘀咕，要给官员送银子，以求获得倾向于自己的判决。只不过，打官司的对方也会送银子，甚至送得更多。官员收了银子，更不会急着断案，而是收到一方受不了，才会选一个相对折中的结果，作出判据。鉴于这样的高成本，很多人有事都选择私了。不过，私了也有一定的问题，就是会引发一些对于人命的作价出售问题，犯法者得不到有效惩罚，会拿钱买命，拿钱平事，也就符合了权贵们的思路。以至于私了之风盛行的时代，权贵们肆意妄为，民不聊生。或许，官员提高打官司成本本身就有着为权贵服务的意思，也有着维护权贵们利益的意思，从根子上说，当时的法律还是维护作为权贵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选择公了，成本过高，承受不起；选择私了，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反而助长不正之风。其实，不管选择公了还是私了，老百姓都不是最终获益者，最终获益者是权贵。他们有钱打官司，也有肆意妄为的资本……